高萍在KTV包厢接受采访,这里也是她的工作场所。包厢角落里有一个暗房,里面塞着一张70厘米宽、120厘米长的茶几,高萍就和客人在那上面行事。每次接客,她可以得到50元,KTV老板抽成10元。高萍说:“我也挺担心自己的,现在是一个人住,又没有男朋友,自己在家里面可能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前几天在我楼下有个姐妹死了,过了五天,尸体臭了才被发现。她养的大狼狗也死在她的身边。我想是伤心过度了。
吴秀娟在工人村的出租屋内展示她的十字绣。下午不接客时她就绣花。她说自己想存点钱,去做小生意。身体已开始溃烂的她常常晕厥在地,为了不被顾客发现,她带着手套,不脱袜裤,每次收费20到50元不等。
在记者采访过后的第三天,2012年2月9日,吴秀娟的房子被人投入火种,屋内被焚烧成焦,衣物烧得只剩一半依然挂在铁线上。在工人村被勒索、殴打是常有的事
但就在这烧焦的废墟中,记者还发现了一枚残留有新鲜血迹的针管,用来注射毒品
。
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沈亚萍如行尸走肉一般呆坐。同时身患结核、血小板低、真菌感染、丙肝、艾滋病的她,眼睛已接近失明。今年一月份,她和丈夫离婚后拿到了2万元用于治病。
政府给艾滋感染者都办有医疗保险,但大部分感染者却无法住院,原因是无法凑齐500~1000元的住院门槛费。
2012年1月5日当天,三个艾滋病人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死亡。很多病人死后还得不到家人原谅,曾有病人的女儿不肯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是她的报应”。
地处市中心的银波赤,依然是个旧夜生活的地标。霓虹灯下数十家KTV,上百女子在等待客人的光临。
而城市的另一边,个旧传染病医院住院大楼中,一位艾滋病人枯坐在楼梯口看夕阳,她手中握着手机,正播放着顺子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