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领儿子到五泉山公园玩耍，在上山长廊的台阶路上，突见一大帮脖子上挎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们，仿佛鬼子进村一样地，阵势好吓人。原以为是外地来旅游的，仔细一看，有个穿着“EOS”字样衣服，举着“EOS”字样小旗的，带着这帮人，还有一个着白衣的高挑女孩走在中间。走到我们跟前，一位煞有介事地叫女孩到走廊外的一处迎春花前，说这儿不错，拍一拍。这应该是“EOS”带的模特，搞的一次活动吧。乌拉拉一二十人就围过去猛拍，我赶紧从走廊的边座上让开，应该是躲开，否则他们能从我身上踩过去。毕竟空间有限，人又多，一个挡着一个，乌拉拉地！
我一边躲开，一边说，真是浪费快门！不知道他们有人听见没有。我想，要是年轻人玩玩也就罢了，不是说迎春花前的模特就不能拍，可是，里面居然有四五十岁的人，我真是想不通人到了这个年龄思想还停留在幼稚园的水平。或者这是甘肃某个摄影学会和佳能经销商合办的活动，他们也来凑热闹。那么我就要说，几十年了，这些学会怎么还停留在这样一个水平，真是不可思议！
这一支队伍走了不久，在一处长满水草的泛绿死水池边，又遇到一支同样的“摄影家”们，指挥着另外一个“模特”摆来摆去的拍。
看他们的装备，看他们的劲头，我直呼可惜！
记得陈小波好像在一次讲座中呼吁：这些照片不要再拍了！
想不起这篇文章的来源，我又从网上给找出来，且把这位作者听课手记中陈小波讲过的几个小标题罗列出来：
关键词3：外国摄影师最羡慕中国摄影师，要珍惜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影像。
关键句6：功夫下在哪？一个小专题，三年、三个冬天、采访二三百人。
关键句8：关注身边那些有价值的宝贝吧！
[遵照陈老师担心读者误解的建议，其他关键句删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询原始出处阅读]
我想，每一个敢于拿起相机的人，都应该对照这些“关键句”反思一下。
我想，早在1992年，以侯登科等为代表的陕西群体早就坚决地告别以单幅作品为创作方式的初期阶段，进入一个个非常厚重的专题纪实摄影当中去了。作为邻居，甘肃扛着长枪短跑的还在这拍花花草草，差距呀！惊人的差距呀！不差钱，差距离呀！二十多年的时间，思想上不只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差距。当然，我也不愿意相信，昨天碰到的这些人就代表了甘肃或兰州的摄影水平，其中就有“大家”，我不相信。因为真要那样的话太丢人了！
我想，你们不是被器材经销商给耍了，就是被摄影协会给误导了。弄得跟幼稚园小朋友似的，“排排坐，吃果果”。把器材、脑子和身体都交给了别人，喂啥吃啥。甘肃或兰州如果还活跃着许多这样的摄影组织的话，你们不要再去拍花花草草，你们组织那些发烧友会员，立足当地、立足身边，去找一些题材做纪录，沉下去，扎扎实实的、历经数年的纪录。马利欧•贾科梅里（Mario Giacomelli）就很善于在一个地方扎下根去拍，他说：“我应该在这里拍，在这里我呼吸顺畅。我不能一会在这里、一会在旅馆、一会在米兰，在这里我的呼吸才是持续的。”（[法]霍瓦（Horvat.F.）：《摄影大师对话录》，刘俐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8，页73）到处蜻蜓点水也能拍出好作品的大师我相信有，但对于更多的拿相机的人，这种可能性就要小得多。
我想，相机或摄影最为本质、最为基本的功能乃在纪录。当然，也不能否认它还有表现的一面。春节前，我和一位纪实摄影家整整聊了一个下午，当然我更多的是向他请教。他也谈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不同于别人的一点是，他在用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多年后能不能留得下来作为标准，来决定该不该拍所确定的对象。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其中必然就有了时间的痕迹，就有了来自土壤的地气，有了结结实实的力量，就有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厚重的沉淀，而绝不是那些迎春花前的模特，或花花草草的浅薄所能抵达的高度和深度。比如我们看马利欧•贾科梅里（Mario Giacomelli）收容所的作品，他总是直指人生最基本的主题：衰老、痛苦、土地和爱。他说：“我们在收容所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子女、我们的母亲，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自己。”（[法]霍瓦（Horvat.F.）：《摄影大师对话录》，刘俐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8，页66）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和那些风花雪月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我想，甘肃的摄影资源（摄影界好像老用这个词，其实有些资源不仅仅是专门用来通过摄影的手段表现的，好东西通过文字、电影皆无不可，同时要承认摄影是有局限的，不是所有的东西只能以摄影传达）从我十五年前在一个协会展出的图片中就感到了，完全被表面化了，浅薄化了。当然体会出来是后来的事，就说至少在十五年前陕西群体已经有了自觉的摄影意识和较为系统的摄影理论的时候，甘肃还是那样一个状况，一堆一堆或者甘南的，或者什么的片子。究竟想表达什么？连作者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在按快门之前所做的准备和积累太少了，仅凭那样一种初级阶段的发烧，不理性、不学习、不思考。
我想，器材真的不是问题。当一群人在炫耀和攀比他们的器材的时候，他们或许离真正的摄影越来越远；当然，器材拿在大师的手上是个例外。也记得一位日本的摄影大师说过，在日本，能拿得起专业器材的，基本上是大家；可是在中国呢，拿得起专业器材的太多了，可他们的片子呢？我为国人，包括我自己手上的那些高端的“EOS”、“NIKON”羞愧不已！相机与灵魂无涉，与拿相机的人的思想无涉，那只是个工具，用来表达和表现的工具。如马利欧•贾科梅里（Mario Giacomelli）对于相机作为一个工具的那种彻底“无知”和无所谓，他说：“我不清楚别人的相机，我的相机是我自己拼装出来的，要用透明胶带粘住，零件常会掉。对我来说，只需要距离和另外那玩意，——你们管它叫什么来着？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重要的是，不能漏光。相机只是个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盒子。”（[法]霍瓦（Horvat.F.）：《摄影大师对话录》，刘俐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8，页61）但这并不影响他拍下那些耐读的经典作品。
我想，模特或者花花草草还得有人拍，他们自娱自乐，总比赌博吸毒的要好，兴趣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对这些人依然保持宽容，我读过一些人类学，愿意宽容地看待持有各种文化的人，并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元的，我们应该尊重多元。但是其中一些人，你若把自己视为专业或准专业的话，可能要想一想，“你们到底用相机在干了哪些事？”可能要向一些做法告别，另作一些富有担当和使命的选择。因为从你们的装备和那个架式看，你们貌似已经不是那个层次的人了。但仍不愿作告别的，也不能强求。
我想，拿相机的人身上还是要流淌一定成分的“道德的血液”。比如，同样让我难以启齿的是，多年前单位因公安排给一位甘肃籍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背包，在拍天水麦积石窟的时候，拍完作为树枝的前景，他竟然将那些树枝咔嚓咔嚓折个净光，一边骂着以前的人将好的前景树枝折光了，一边自己继续大刀阔斧地折，就是为了让他的这一幅照片“独此一份”。那个现场惨不忍睹，看得我惊心动魄！妈呀，摄影家原来都这样！这让我开了眼界。最后，好像有一次在《中国国家地理》上见到他的这幅照片，悲哀呀！我想如果国家地理编辑知道这幅照片的来头，还会不会用。不说了，龌龊，丢人。让森林警察去处理这些恶心的事。
我想，甘肃真的很穷，有报刊称“穷政府和穷百姓的博弈”，真是一针见血。但正因为穷，拿相机的就有责任去观察纪录，并思考这背后的深层问题。同时甘肃的文化也很深厚，先莫说敦煌或丝绸之路，也莫说那么多的少数民族，也莫说那些影响深远的宗教以及诸宗教的融合，更莫说东西绵延千余公里的独特地理版图……这些怎能列举的完？起码，我估计，以你家，或在你单位周围一二十公里的范围内，准能找到你毕其一生也挖不完的宝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曾经说过：“我总是拍同样的人、同样的情景。因为我要知道这些人、这些情景的极限和我自己的极限，至于是第一张成功、还是第五张、乃至第十张都不重要。”（[法]霍瓦（Horvat.F.）：《摄影大师对话录》，刘俐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8，页50）
我想，刘树勇“你总去西藏干什么”问得好。虽然我也在冰冷的钢轨还未延伸到拉萨之前，去了趟西藏，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经过一番包括对西藏等等他地、他者的寻觅，我最后发觉这些事都跟自己无关，你始终是一个局外人、过客，也终究解决不了自己精神无处搭挂的困境；自己的问题要回到自身来解决，就地、在地解决和消化。但这不是说否定了那些在远方寻觅到自己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包括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看到一批被伯希和盗走并据之编辑的《敦煌千佛洞》，而毅然回国远赴大漠戈壁敦煌，并为之奋斗一生，成为“敦煌守护神”。先不说他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他个人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讲一个细节：1945年他从兰州赴敦煌过乌鞘岭夜宿山神庙，抽了一签是“家破人亡”，后来的事实证明，前妻离开、女儿病故敦煌……不堪回首，谁都会为之唏嘘。我的意思是，做成一件事，如果说摄影也是一件值得你追求的事的话，也不要去冒过大的风险，安全和生命毕竟更为重要。一位摄影家朋友老是驾车远游，当然他对那里的文化已经有了研究成果，但我还是老替他那种“在路上”的状态而担心。
我想，千万记住那些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跟文化无关，只跟商业和钞票有关，再说那些名山大川浪费的胶片和内存已经太多太多了，极端一点说，有时候拍一千张风光片不如拍一千个垃圾堆来的效果要实在一些。如果把各种形式或题材的摄影也可以纳入一个文化的范畴的话，其实也存在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就是说你对当地的、本土的、自我的文化了解不了解，会不会去做深度的发掘和记录，而不是扛着机子招摇过市满天跑，真正地坐下来去研究，能做到这一点，你的精神问题自然会随之化解。毕竟专职搞摄影并由体制的经费养着的人还是少数，他们可能跑得起，大多数人跑不起，也跑不出什么大的名堂。
我想，你们一群中的某人，如果有幸看到这篇小文，我肯定是有幸得罪了你们。招人攻击我不怕，我怕的是你们一个个老喳喳的，当爹或抱了孙子的，还带着模特拍路边的迎春花——我就那个羞呀，比你们骂我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还要羞愧！
人家也就拿着相机春游一下，我何苦去罗嗦一堆，有些过了，就此打住。但这些话好像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出来，也让自己引以为戒，反思，并且尽量深刻。
2012.4.22
其实，我也就身边一件小事引申开，说了些大实话、大白话，没想到引来这多围观，有些诚惶诚恐。若上到学理层面，拙文远远不够，正好刚才拜读了鲍昆老师的《关于2000年-2010年中国摄影的评论》，相见恨晚呐！所以，我推荐大家再读读这篇对21世纪前十年中国摄影界的乱象、所走的弯路，以及作为批评家的作者本人对其理性的批评引导产生的一些纠偏效应。如此透彻地清理算账，不遮丑、不护短、直揭伤疤，甚至断了某些人的饭碗（但我看最近甘肃摄影协会的风光摄影培训班如火如荼，那些学费进谁腰包了？我看你们还是免费组织学学鲍老师这篇文章吧！）大视野、大格局，甚至回肠荡气。10年间我们的盲目、我们的困惑、我们思想的混乱、我们的浮躁乃至滑稽的程度都晒了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反思，10年的折腾史（鲍老师梳理为：十年来的摄影热、沙龙摄影、艺术教育、对于“美”的误解、纪实摄影的真实含义。当然，看从哪个角度分，应该还不止这些），足可以史为鉴了。必须得承认，有时候弯路要走、学费要交，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如今我们已到河对岸，不能还在这蒙骗大家说我们仍然需要摸石头过河，这就有些学费白掏、教训空受，自己过了河却想把别人溺死河里的心理在里头；就有些不愿意睁开眼睛，不愿意拔出奶嘴，拒绝长大的幼儿心理在里头。这个时候，就需要“放眼看中国”，不忍心大家再这样下去的人站出来说话。我想，这些人是可以称之为批评家的，批评家的职责不只是立足实践的批判，更在于学理和思想上的建设，在于以公共知识分子姿态出现的成系统的批评。（写到这我想起了好友鲁明军的两本专著：《艺术、非艺术、反艺术》以及《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在我看来，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正是因为高质量的摄影批评和批评家的缺乏，才导致摄影界整体在一个低水平的程度上徘徊不前，没有坐标系，没有方向感。
因为没有听过鲍老师的这次讲座，鲍老师的第二篇文章还没有贴出来，我们期待下文。经过这样一番的清理涤荡和算总账，让受尽跟着大流折腾、把自己折腾得苦不堪言的人明白，摄影何为？摄影家何为？下一个十年的摄影是否该具有某种学理性的价值转向？（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史学的，等等，起码不要再唯美了，除了美啥也不是，没有价值诉求、价值底色）也期望得到更多不同学科的老师来给摄影界支招。我们可能需要把相机先搁一段时间，先读书，先讨论，澄清思想，再拍不迟。
其实，明白人早已从鲍老师文章中心领神会，我在这又显得赘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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