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底，广东美术馆举行 “中国人本”摄影展，在展览图册中有我一篇文章《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写那篇文章的动机除因应邀之外，主要是我感觉那时的摄影界“纪实摄影”这个词汇喊得震天响，但大家对于纪实摄影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许多人把照片的纪实性当成纪实摄影，所以那时的各种摄影比赛虽然都设有纪实摄影这个方向，但征集来的作品都是一些民俗节庆照片，和摄影史上定义上的纪实摄影完全不是一回事。而纪实摄影这个概念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的概念，是世界摄影文化历史遗产中非常珍贵和宝贵的一部分。廓清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对发展中的中国摄影文化我以为是必要的。为了这篇文章的准确性，写作过程中我一直请教在我们摄影界德高望重的林少忠先生。林老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的人，也参与了这个概念的翻译。更重要的是，林老先生和把这个概念理论化的美国的摄影史作家罗森布拉姆夫妇有过深入的交流，能够非常清晰完整地陈述纪实摄影产生的背景、过程，以及意义。从一定角度上说，我文章的基本观点和知识陈述，都是从林少忠先生那里来，我只是根据理解和以前阅读相关书籍的经验，强化突出了这一摄影类型的要义。在此之前，我曾在2002年撰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观看的力量》，发表在2003年初的《视界》丛刊和中国摄影报上，梳理过这种摄影在现代历史上的作用。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次谈谈纪实摄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西方纪实摄影的发展历程
西方纪实摄影有一个自身的演变过程，它是从早期简单的摄影报道，一步步发展，然后被批评家慢慢的梳理上升到理念。至于这类摄影的称谓，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热(Eugène Atget)最早使用纪实Documentary这个词汇，但他只是追求纪实性，即拍真实的照片卖给画家当素材，所以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概念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不过，阿特热已经将摄影在历史生活中的证据意义展示出来，在此之前还有英国的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伦敦街头生活》和美国的威廉·亨利·杰克逊(William Henry Jackson)的落基山摄影，以及更早的美国马修·布雷迪的战争摄影，都从几个方向意义上开始搭建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概念，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画意摄影的照片。但最能代表这个理念完整内核的初始现象是1888年雅格布·里斯拍的《纽约的另一半如如何生活》，它让纽约市政当局开展一场改造贫民区的运动，让很多弱势群体得到帮助。后来，在这个理念发展过程中间出现了刘易斯·海因等等一系列杰出的纪实摄影人物。海因的摄影对美国的《童工法》立法起到了一个直接的促进作用。
最早使用和现在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概念差不多的是一个叫约翰·格里森(John Grierson，1898-1972)的英国人，1926年他提出这个概念本来是电影领域的话题，但是很快被导入摄影界。他提出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政治伦理诉求。但纪实摄影完整的理念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基本完成的。比芒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1937年撰写的那本《摄影史》，把这一类型样式的摄影归结到这一概念之下。在他之后摄影史专家瓦尔特·罗森布拉姆(Walter Rosenblum)和妻子内奥米(Naomi Rosenblum)在他们著作的《世界摄影史》中又非常认真地重新进行深度的梳理，把Documentary Photography前面加上Social ，所以这个词汇严格的汉译是“社会纪实摄影”。
社会纪实摄影现在看来不但是西方摄影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视觉文化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纪实摄影利用了摄影这个媒介最本质性的功能，把摄影这个媒介当作了一种社会话语力量，而且是直接和社会进行良性互动，且有具体的指标。这个指标首先是揭露和批判现实的，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能动地改变社会现实。在这一理念下的摄影运动，在20世纪的历史中发挥了非常积极和有效的作用，是摄影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
对照中国的纪实摄影，如果按照以上指标和标准来衡量，合乎标准的并不多，多数只是有这种倾向的纪实性摄影。最合格的只有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他把中国的现实生活里真实的一面给揭露出来，并促进了社会在这一方面的进步。在当时那个年代，他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即摄影作品终于可以直面苦难和阴暗面，可以把它放到国家公共殿堂去展示了，而且这样的照片获得了官方的默认和许可，直接促进了中国的教育状态的改变。这是最典型的纪实摄影。再后来有卢广，他的很多作品最后起到了协调社会进步的作用。另外，王久良的《垃圾围城》也是一种典型的按照纪实摄影理念操作的，而且结果也是有的。
前一段有人撰写文章说，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完全是一个中国的概念，世界上并不存在纪实摄影。理由是林少忠那一辈人在翻译这个词汇时用纪实这两个字是无奈的选择，而不是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原意。这个结论是匪夷所思的，有悖于基本的常识和正常逻辑。不谈摄影史的基本事实，只说语言的翻译问题。没有两种语言是百分之百的对应，从来的翻译都是意译为先，而不是直译。翻译的好坏，判断的标准是是否把原始的意义完整正确地翻译过来。甚至可以说，翻译的具体词汇有什么不对称没关系，重要的是对原意的理解和把其意思尽可能多的转达出来。因为语言的不对称,很多的翻译按字面只能是姑妄听之，重要的是知道那个不准确的词汇后面真正的意义。
这个话题抛出来以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一个说法就是不应该咬文嚼字，这是一个无聊的争论。对这个说法，我认为起因肯定是无聊的，但是结果却必须认真对待，因为它引起了广大摄影人的困惑。不能因为个别人罔顾历史真实，就得出原来要廓清社会纪实摄影这个词汇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结论。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旧话重提。
“纪实摄影”这个词汇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是19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有一本杂志叫《国际摄影》，主要以文摘翻译方式介绍西方最新的摄影状态。这期间就出现了纪实摄影这个词汇。
西方和中国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语言模糊性特别高，也就是熵值特别高，语言学中的熵值指的是模糊性。西方语言相对更为精确一点。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在互相转译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我们原来话语系统中有没有这个意思?有没有对应的概念?当时张慧敏和林少忠先生在翻译这个词汇的时候，英文字典中Documentary就是文献、记录的意思，Photography就是摄影，把这两个词一结合，直接的意思叫做纪录摄影或文献摄影。但Documentary早在电影学翻译中出现过了，是纪录片(纪录电影)的明确指代。怎么办?于是就想用它另外一个意思叫文献摄影，可是文献摄影又跟尤金史密斯那种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摄影表现不对称。因为文献是很冷漠的，就好像是记录在案的这么一个词，翻译到中文就叫记录，这是一个简单和非常理性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不能对应已经在西方有近百年历史的这一带有强烈精神立场的摄影现象。所以，他觉得有些不妥。于是想在汉语中找一个能够跟这个意思接近一点的，有一定解释空间的词汇。后来就用了“纪实”这两个字，可以兼顾两方面的意思。
很长时间中国接触国际的所有文艺理论都是从苏联转来的，西方的一些理论先进入前苏联，我们又从苏联转过来。那时转过来的现代主义这块，已经加上了强烈的“苏联社会主义”色彩。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开始在小范围直接引入西方的各种社科理论，比如“黄皮书”。但这块内容转入中国后，我们是雾里看花，并不能真正理解。因为中西多年的隔绝，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生活的内容和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完全对不上号。我们当时处于从农业社会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西方理论所谈的现象以及之上的思想，于我们可谓是天方夜谭，连理解的基础都没有。我们的现代性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在摄影上，凡是我们看到西方的照片影像，就都把它称为现代派。那时候“现代派”这个词汇就是万金油，甚至把尤金·史密斯这样的照片也叫现代派，不知道现代派这个词汇的具体指涉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主要指绘画)。尤金·史密斯拍的日本水俣村事件，有非常具体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语境关系，但中国人80年代还没有这方面经验，没有公害这个概念。不懂，却又知道史密斯是个被国际重视的大摄影家，那怎么理解?于是我们就用最古老的套路来理解，把它当艺术来理解，看照片的构图、结构、影调，高级点的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惨烈的题材方向，以后要学着拍点刺激的和恐怖的，这样才会具有国际性。
所以，张慧敏和林少忠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纪实摄影，实际上作用是不大的。这是历史的宿命和局限。但林少忠明白。他在跟美国《世界摄影史》作者内罗森布拉姆夫妇的直接接触中，终于弄明白了纪实摄影是怎么回事儿，甚至知道了这种摄影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的西方左翼社会运动的关系。于是林少忠在后来其它版本的翻译中，就将这个概念翻译完整，加上了“社会”(Social)这个词汇。
后来，人大新闻系教授肖绪珊在去美国探亲时，看到了相关的书籍，回来后写了三篇关于纪实摄影的文章发在在1987年的大众摄影杂志上。她的文章应该属于译介性质，比较准确完整，但那时我们也读不太懂。读不懂的原因，就是那时我们社会的进化没有到今天这种程度。社会纪实摄影涉及到很多的话题，像资本主义、现代国际史、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内容，我们的生活中没这些东西。那时也根本没听说过消费主义这个词汇。比如，1990年我到德国后给朋友们写信，居然不知道用消费主义这个词汇来概括我在德国见到的情况，只是说我发现西方社会之发达已经让商品变成了审美的对象。其实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你包装成非常好看的东西刺激你去消费，而不是利用其原来的使用价值。这是典型的消费主义现象，但那时我就没这个词汇。
任何阅读都是需要经验的，包括亲历的历史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准备，否则你会对作者所谈浑然不知所云。所以，那时肖绪珊的介绍在国内摄影界注定没多大反响。1988年8月，《摄影》杂志在杭州开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纪实摄影。会上肖绪珊的学生黄少华有一篇文章谈纪实摄影，严格说是他读《世界摄影史》纪实摄影部分的体会和缩译，应该说把纪实摄影的概念说得比较清楚了。可惜这个结果因为八九政治风波杂志销毁没有传播开来。更遗憾的是，在这之后很长时期再没有关于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的介绍和讨论了。
由于概念不清和开放，我们对源源不断传入中国的这方面影像，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风格和流派，而且把它关注的题材当作一个模仿方向，就是摄影贫困、吸毒、残疾儿童等。此后，中国的摄影师们都开始奔这个风格和流派去了，而且都去找类似的题材。
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期大约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段所谓的纪实报道摄影浪潮或运动。这个现象并不长，成因也有些复杂。那段时间，正是中国经过80年代的改革准备，开始全面全球化的阶段。中国的变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国际传媒开始大规模需要中国图片。首先开始的是港台传媒在大陆寻求影像资源。台湾的《中时周刊》、《大地》两本杂志、香港的《中国旅游》纷纷联系内地的摄影师，组织和收购各种专题性的照片。相同时期，内地的都市报传媒也在崛起，也需要类似的图片资源。再有，在美国读传播摄影硕士学位毕业的曾璜1992年学成归国，任职新华社。他出了本《报道摄影手册》，介绍了很多西方图片市场的知识，比如向谁和怎么卖照片，让很多原来苦于找不到自己照片销路的摄影师兴奋异常，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拍摄这类照片的热情。所以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纪实报道类摄影的兴起现象背后真正的动力，并非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纪实摄影理念，而是市场金钱的力量。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文革结束后一批年轻的摄影人，希望从传统唯美图示风格中走出来，追求在西方媒体画报上看到的“现代风格”的影像。这一部分人当时不少，大家都很纯真和理想化，构成了那个时期的“先锋”、“前卫”现象。但是最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市场。
因为是市场，所以那时的中国纪实摄影是有问题的。很多摄影师就迎合国际传媒的口味去拍能卖出去的东西，比如西方人关注的中国老少边穷题材，尽量模仿西方摄影大师的图式风格来拍照，来满足西方传媒需要的能够刺激读者阅读的影像。在相对透明的互联网时代之前，在东西方的相互了解关系中，照片的文化政治性特别凸显。左右这个政治性的因素很多，比如传媒利益、原来西方人的东方想象遗存、冷战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偏见等等。这其中，传媒经常是决定东西两个世界关系的关键角色，因为公众只能从一定会带有立场倾向的传播媒介来获得信息。传媒则是利益集团的雇佣，公众接受结果是被多种权力所操控的。
到了2000年后，这场中国纪实摄影的“运动”基本就停止了。为什么?很多原来热心拍纪实摄影的人全部都转入做和拍画廊市场热卖的“当代观念艺术”与 “东方风情照”去了，那个价格比以前传媒所付的稿酬标准高多了，大家对纪实摄影就弃之如敝履。
综上诸多因素，我们可以看出 ，实际上在中国并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大家曾经乐观其成的“中国纪实摄影运动”，也不过是一个批评家们热情期待的想象。
纪实摄影不是流派和风格，而是一种思想、精神和态度
无论是叫“纪实摄影”还是“社会纪实摄影”，大家都明白指的是什么类型的摄影，所以我们就按多年的约定俗成，还是称其为“纪实摄影”吧。前面已经说过，咱们对纪实摄影的理解一直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确对纪实摄影的理解， Documentary Photography指的是一种态度和立场，是思想，而不是传统艺术思维方式中的题材、流派和风格。
但综观中国的纪实摄影的发展，上世纪整个90年代，许多摄影人还是停留在想办法按照找题材那个思路去拍。只有陕西群体超越了题材论提出了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张，这是和纪实摄影内在的精神一致的，即对于现实和未来的关怀。
纪实摄影的理念在中国摄影界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真正的理解和认识?这和整个中国摄影界以及社会的陋习有关，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爱学习和读书的民族。前面谈到林少忠和肖绪珊等人曾经认真地介绍过纪实摄影，但是当时人们缺少阅读经验的准备，所以理解滞后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其后的情况就非常令人难过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居然出现在报纸上讨论“什么是纪实摄影”这样奇怪的事情。咱们中国摄影人随时随意地将历史虚无化的能力和勇气，着实令人错愕。据我所知，1992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就出版了“美国ICP摄影百科全书”，里面对纪实摄影已经有了非常完整和具体的介绍，而且此书印量是6000册。进入21世纪，200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伊安·杰夫里(Ian Jeffrey)的《摄影简史》，里面也对纪实摄影有着全面和多角度的介绍。该书迄今出版、再版已经逾万册，而且长期是拿着照相机的小资们玄谈文化的谈资。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阿瑟·罗斯坦的“纪实摄影”一书，印量是7000册，而且当时面世时很为一些时髦的年轻摄影师所热捧。罗斯坦本人是美国F.S.A摄影的亲历者，这本书对纪实摄影从它的起源到理念形成，以及后来的问题等都有非常权威的论述。2007年，纽约大学摄影史学者安妮·霍伊的“The Book of Photography”汉译为“摄影圣典”的书出版，印数也是6000册，书中对社会纪实摄影也有详尽的介绍。如果说咱们中国人谈纪实摄影不靠谱，那么这几本书都是非常权威严肃的摄影史书籍，但遗憾的是，好像大家都没看。前面两本早就售罄，只能说明大家买书只是凑热闹，却根本不读。不读也罢了，却非常爱发言讨论，都振振有词地发表毫无出处的看法，直到彻底否决人家存在了近百年的纪实摄影。这真是令人忍俊不禁的现实。中国摄影界和艺术界，一直有个不读书却爱发言的坏风气，而且非常无知者无畏，根本不怕自己成为历史的笑话。这十多年来，许多在国际甚至在国内早就都解决的一些话题，不断有人煞有其事地进行“理论探讨”，几乎成为一道不落幕的风景，这是咱们中国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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